17攻略现代人无法脱离组织而独立存在，然而，对组织的选择，以及在不同组织中的不同行为模式还是存在非常大的选择余地。
与域外坦率的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文化中往往没有利己主义立足之地。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源于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也是特定经济状态下资源的约束使然。
有人说，经济学是稀缺的学说，如果一种具体物品没有稀缺性，其实就意味着没有经济价值。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在所谓的盛世我们才会发现普遍的稀缺存在，而在动荡的岁月里，只有食物是稀缺的，而暂时性的食物喜鹊之后，人也变得稀缺起来。这好像是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至少无法直观地通过其理论框架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未来。
吊诡的是，不少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据此怀疑生养自己的传统文化，当然，质疑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质疑的方向。
如果我们抛弃天下为公的基本社会治理理念，如果我们缺乏对优势地位者的约束，从长期来看，整个社会往往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灾难，好在我们的先辈都挺过来了，让他们的能够在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境地下顽强地坚守的终极力量，就是蕴含在我们血肉之中无法割舍的民族精神。
当然，中国文化并非完美无缺，问题和缺陷始终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始终，即使在经济社会最顶点的时刻，往往也会存在不少的批判和质疑，这是中华民族与域外民族的最主要的不同点之一。
然而，对于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的人来说，能够在一帆风顺之时发现潜在的危机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上最宝贵的财富，如果在上升阶段所有的当政者都可以充分吸取质疑声音的可取之处，那么，从理论上讲，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存在波动问题了，这当然是完全无法做到的。
当我们了解到在这个上升过程中执政者与善意批评者的利益统一性，当我们理解在特定的情境下，长期的利益统一与短期的针锋相对往往呈现出不可调和的对立，特别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我们就可以理解公共政策的路径依赖以及文化包容的重要性了。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斗，从来不是中国知识阶层的追求，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牺牲掉自己的私利，乃至自己的生命才是传统中国知识阶层最有价值的贡献，从登堂入室指点江山的傅说到理想破灭愤而投江的屈原，身份地位的差异掩盖不住相似的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正当性，《三国演义》中的文学人物诸葛亮可以说是集中华文化之大成者，正在于此。然而，如何取信于人，不立危墙之下与避免瓜田李下之嫌更值得后人深思。
